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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经济下滑跟楼市政策瞎折腾有关
http://www.pudongoffice.com 浦东写字楼网   来源:张江办公楼网   2014-4-14 8:06:05

更多张江写字楼出租信息请您参看浦东办公楼出租,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破8”时代到来,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本届政府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增加?地方债和影子银行会不会引发危机,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造成系统性影响?如何评价过去运行了近20年的城投公司模式?本届政府宏观调控的思维为何是以调结构为主?如何判断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增速等,就这些问题,南都专访了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 

“调结构是本届政府的基本思路”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中国这一轮经济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张军:原因很简单,之前几年靠刺激需求推得太高了,不能维持下去。中国经济近两年的增速开始逐步回落,现在跌破8%,首先要想的一个问题是,经济的增速可以由超高的需求来维持吗?我说的需求,即是凯恩斯所说的总需求的问题。当然不可能。因为可能有很多原因导致被刺激出来的需求不能持续维持,与吃兴奋剂一个道理。难以支撑之前高速增长下供给方面的产能。结果就是产能过剩,企业开工不足,投资意向下滑,财务和盈利状况恶化,包括之前很多行业,像钢铁、家装等。最近公布的五大商业银行的盈利状况也不如预期。

所以,中国经济这两年增速下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总需求在此之前被刺激,推得太高了。2008年之后,政府出台了4万亿刺激政策,进行大规模的信贷投放,通过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平台,推高了投资的需求。这些资金大部分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和房地产业,房价飙涨。因为打了这针力度很大的兴奋剂,经济出现了短期内的繁荣。不仅地产业,还包括与此相关的钢铁,家装,建材等行业,这些派[最新消息 价格 户型 点评]生的需求都被拉起。这不是一个正常的需求增长,当然不能维持。

只要政府回过头来采取一个相对比较冷静的低力度干预,经济增速自然就会回落。需求的背后是信贷,信贷的背后是债务,所以一旦经济下滑,马上就会出现地方债务会不会有风险,债务链条会不会断裂,支付上会不会有问题等。现在中国就进入了债务的收缩期。

第二个原因是政策在短期内是维持需求的一个很重要的变量,经济回落时,政府可以动用货币或财政政策,阻止经济下滑。但过去两年,经济下滑的势头没有扭转,回头看是政府没有动用政策,搞宏观调控呢?基本没有。中央政府容忍了这次经济的下滑。虽然它不是袖手旁观,但显然不想重复前届政府的那种做法。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本届政府为什么会作出这种选择?

南都:这里请允许先打断一下。2007年底发生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迅速放宽了购房政策,在信贷利率优惠和首付等方面刺激房地产需求。房价迅速飙涨,后政府不得不又回头重新调整,在2010年底搞严厉的限购限价政策。这轮经济下滑与政府对房地产业调控的思路不清,来回搞折返跑,有没有关系?

张军:当然有关系。先刺激后抑制,会导致企业大面积的决策失误,很多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后限购限贷,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甚至限制银行的信贷方向,总需求当然会迅速回落。

南都:本届政府为何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增加了?

张军:这反映了本届政府对经济的基本思路和取向。中国经济增长到今天这种状况,速度稍低一点未必是什么太坏的事。但我认为大幅度降速肯定是坏事。速度低一点可以进行一些结构性调整,把经济拉到产业升级的轨道上来。经济不是原地踏步,可以慢一点,但慢一点不是没有方向,而是要着手产业升级。当然,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经济能否成功升级现在还不清楚,但调结构,促升级是一个基本的思路,所以就增大了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

李克强总理也给出了一个经济增长的上下限问题,这种思路是过去30年中,中央政府没有出现过的。只要经济不滑出下限,中央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调结构,而不是稳增长。若经济增长滑出了下限,才会回到稳增长上来。

地方债是一个可化解的问题

南都:伴随着这一轮的经济下滑,去年有两个问题引发普遍关注,就是地方债和影子银行问题。在你看来,这两个问题会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构成多大的影响,会引发危机吗?

张军:地方债和影子银行的确构成一个问题。当经济增速下滑,收入下滑,地方债务的偿还能否持续,银行表外的的信贷业务扩张会不会带来危机,自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引发普遍的关注。其实,回头来想一想,这些都是当初打兴奋剂的恶果。

会不会带来危机?其实是说地方债和银子银行问题有没有解决?会不会对经济造成系统性的影响?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现在国际上的一些投行,包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唱衰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两个问题,说中国解决不了。这种说法多少有一点夸大其词。

地方债近年累积的速度确实比较快,各种不同的统计口径是总量大致已高达17万亿,但实际上占GDP的比重连30%都不到。与全球其他国家比,在规模上并不大,是可控的,也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100%以上。但规模不大,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一些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县市的确欠了不少债,这些债务怎么解决?发达地区相对要好很多,所以地方债的问题,反映在中国各地是不对称的。这些债务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县市。

其次,若出现风险,中国有没有办法解决。在我看来,中国有足够的办法解决。这些办法包括转移支付,因为中国政府的财务状况远远好于其他发达国家。二是可以展期,这些债务的债权人都是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上世纪90年代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出现了大量的三角债,当时为了处理这些债务,也累积了不少的经验,即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进行债务重组。这种方式中国仍旧可以再用。

地方债和影子银行的问题,在其可能引发风险之前,要当做一个问题事先化解掉,早解决比迟解决要好。从去年的动作看,中央政府对此也是足够重视的。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这些债务产生的机制,把源头断掉。从中长期来看,地方政府的投融资体制要改革。地方政府为了增强竞争力,融资去搞基础设施建设是可以的,但这种以土地做抵押的城投公司模式可能要改,要转向利用金融和资本市场,以市场化的方式公开发行债券。

公开、透明是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基本准则。这就牵扯到影子银行的问题。现在的这种城投公司的城市化模式,问题就集中在不公开透明上,以至于审计署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搞清楚。这比债务规模本身的风险更高。

南都:也有一种声音,是认为地方政府以平整后的土地作抵押,向银行或资本市场融资,风险不足为虑。因为现在的银行早已不是国有的银行,而是独立核算的股份银行,产权界定清晰,若借钱给地方政府有巨大的风险,它们不会那么蠢就借了。恰是中央政府的这轮限价限购的严厉调控,致使地方政府的土地卖不出去,整个的债务链条才有了问题。

张军:让人担心的就是,银行在评估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时,会考虑道德风险,会认为这个债务最终会由政府来买单,会由中央政府来托底。中国整个投融资系统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不能假设最终政府会买单。现在民众去买理财产品,也是假设买国有银行渠道的理财公司会刚性兑付,不知风险要部分自我承担。这个道德风险必须去掉,而这一轮的金融改革恐怕就是要打破这个神话。今年年初中城公司30亿元的信托兑付危机,据说最终政府没有出手,据说就有这方面的考量。

南都:你如何评价现在的这套已经运转了近17年的城投公司的城市化模式?

张军:经济要发展,土地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而中国的土地使用权在地方政府手中。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增值税分成,高效使用土地双方皆得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此问题上激励兼容。而中国有近3000个县,各地竞相发展经济,竞争激烈,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升迁考核又与地方经济增长挂钩。所以,各地县市之间都在想着如何盘活土地资源,高效配置,产生更高的租值。

过去近20年,地方政府补偿征地,平整好土地后,以此作抵押向银行融资,并配套建设好管线道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出售给开发商。有了盈利后再进行新一轮的滚动开发。这是一套很高效的城市化模式,城市扩展很快,民众居住条件改善飞速。

但任何一种模式都不是一劳永逸的,都会随着条件的变而变。城投公司的模式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拆迁征地补偿的成本低,现在经过20年的发展看,这个条件不具备了。而且很多地方可用的土地也越来越少了。当政府平整好土地批租的收入不足以弥补拆迁补偿的成本时,这套模式就玩不下去了。我的判断是,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接近这个阶段了。现在一些发达地区,土地财政的收入占比是快速下降,也表明了这点。而在中西部一些不发达的县市,这套模式还是可用的。这就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带给中国的独特之处。

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乐观的理由

南都:是你最早指出李克强的经济学不是通缩经济学而是结构经济学,影响很大。后被国外的投行总结为不刺激、去杠杆和调结构。为什么本届政府会形成以调结构为主的思路?

张军: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政策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学界的共识。经济学界一个共识是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可从与中国经济增长类似的东亚经济发展的历程上,观察到一些相似之处。任何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的时间都不是永续的。在什么时候会减速,中国是不是到了一个减速期,这就要看中国经济的人均G D P和发展到了一个什么阶段。经验上的一个大数统计是,当人均G D P达到发达国家一半的水平时,经济增速会换挡,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经济增长由生产率决定。随着与发达国家生产率的差距缩小,学习效应递减,经济的增速会下来。当然学界现在有争论,就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多高,有的悲观,有的乐观。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认为还是在7%-8%之间。有的悲观的可能认为会在5%以下。接下来经济增速会下滑这种共识会影响本届政府的思路。

李克强总理提出了换挡期的概念,潜台词也是认为会出现两个高低不平的增长阶段,中国经济会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速增长。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可能都处于这种换挡期。转换就意味着产业的升级,意味着结构的调整。原来的一些低附加值、高污染的企业可能要迁移,或被淘汰。产业升级过程中,人力资本、研发、管理、市场开拓能力等能否跟上,现在还看不清,因为这是要与欧美日生厂商的需求市场展开直接竞争了,不是那么容易的。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承载力出现了拐点。过去高速增长时期,使用的资源、能源多,污染也多。去年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的雾霾天气是个重要的信号。虽然污染是各国发展必经的阶段,但雾霾的出现,标示中国要进入治理阶段了。治理也意味着要调整产业结构。

南都:你为什么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速如此乐观?

张军:一是中国经济一直在发展增长的轨道上,没有脱轨;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在,人均G D P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的人力资本增长,民众的知识更新还很快;三是中国与当年的东亚经济增长有比较类似的体制。政府把经济增长当做解决其他问题的基石,这是东亚成功转型国家或地区很独特的一种政治思维。经济增长优先于社会和政治转型。这种思维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再谈政治转型会是因为后者实际上是前者内生出现的现象。而且,经济发展需要很好的秩序,但秩序并不容易建立起来,所以,先不能乱了秩序,不然经济不能发展。像南亚、拉美等国,把这个顺序倒过来,为了经济增长,而先进行政治转型,往往就失去了应有的秩序。没有秩序的体制是很可怕的,经济发展步履艰难。所以,我认为,东亚的不同就在这个方面。

南都:回头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6年,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经验可以总结?这些经验构成的知识,构成的因果关系现在还在不在?能否对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增长有一些启示或借鉴?

张军:现在总结中国经济增长或转型成功的经验,个人认为还是有点早。中国当然积累了一些经验,包括刚才讲到的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的排序选择上。但另一点,也是我有时在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崛起是非同一般的。通常一个后发国家可能在某一个产业上,比如韩国是电子、日本是电器和汽车,但中国市场规模大,在制造业的每一个链条,每一个区段上都参与了全球化,参与了全球分工,这个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含义要深入研究。中国经济不增长,对全球经济来说当然是灾难,中国经济增速太快,也会造成全球很多国家的恐慌。如此全面参与全球分工,中国收益巨大。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受到的冲击最小,也是因为这个世界对中国的制造和产品越来越依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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