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上海“两中心”的时光隧道

 

1832：英国船长的发现

 

      1832年6月20日，“阿美士德勋爵号”船长林赛德从望远镜中看到了前方一片广袤海岸。淤泥荒滩，飞鸟芦苇。他查了一下地图，眼光聚焦在北纬31度14分，东经121度29分的坐标点上。

      那片在望远镜中出现的淤泥荒滩，飞鸟芦苇的地方后来成为东方世界一个伟大的地方。

      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代表，林赛德船长其实没有想那么多，那么深远，但他本能地意识到，那是一片值得开垦的处女地。

对岸就是被称为上海的一个县城，整个县有着约３０万人，是江南一个普通的县。18天后，“阿美士德勋爵号”走了。当时几艘中国战舰尾随着它，相距6英里，鸣炮逐夷。

      据说，英国人曾经躲在吴淞口的芦苇丛中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在七天之内，共有四百艘大小不同，载重一百吨至四百吨的帆船经过吴淞驶往上海。

      林赛德船长离开上海后，撰写了《“阿美士德勋爵号”货船来华航行报告》，详尽地披露了他们的发现：

      上海事实上已成为长江的入海口和东亚主要的商业中心，它的国内贸易远在广州之上……吴淞江起于长江口的太湖，然后穿越运河，如此便与长江、黄河以及北京沟通……现在中国人的毛织品的消费量还是多么地微不足道，3亿6千万人口中，呢绒的总消费不过80万码，平均450人还未及一码。难道不可以大胆地推测假想一下，随着交往的更为自由和扩大，消费量可能是现在的4倍。一定时候甚至增长到10倍……这是一个人口几乎2倍于整个欧洲的国家，有足足3000英里的海岸线，到处是世界上最好的河流和港湾……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专制君主的孤家寡人意志便足以使将近4亿的人口与世隔绝。

      林赛德船长的报告在英国国会引起震动，也成为了决定英国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文件。

      “上海事实上已成为长江的入海口和东亚主要的商业中心。” 林赛德船长贪婪的目光已经盯上了这个叫SHANGHAI的地方。

可惜，在满清帝国的眼中上海只是大清国一千三百多个县中的一个普通县城，当然因为上海的江海贸易地位，1685年，即康熙24年，清廷把上海县的行政级别提升到“上海道”，其地位略高于松江府。道台的官职正四品。

      或许是上海的历史太短了，或许是专制君主的孤家寡人意志。直到19世纪初，上海并没有引起外国人的注意。

在英国人用炮舰敲开的五个开放口岸中，上海最微小最不起眼。这种现象要等到林赛德乘坐“阿美士德号”货船远征考察后，上海的形象才开始改变。林赛德的报告声称，如果他们看的情况是全年平均的话，那么上海港不仅是中国的最大港口，而且是世界的最大港口之一。

但是，往往有西人说上海原是小渔村，是他们的到来使上海成为一个大都市，此说法实在是太夸张了，一些不了解上海历史的人也常常这样说，以扬今人之伟大，不能不说是遗憾。

      不过，从上海价值被重新发现，可以认为，上海不是由自己“发现”，而是被万里远来的洋人“发现”。这是历史的真实。   

1836年，英国经营进出口贸易、航运和金融共109家大公司在伦敦成立“印度和中国协会”，用他们的经济实力，左右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他们提供情报，督促英国政府加紧侵略中国。

      这场战争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鸦片利益集团”和“纺织利益集团”。这其中最起劲的是怡和洋行老板威廉·查顿，这个靠贩卖鸦片起家的老手专程赶回英国面见外交大臣巴麦尊，要求英国政府尽快出兵中国迫使清廷开放全部中国口岸，至少也要开辟上海、福州、宁波等口岸。在选择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查顿，他还提示人们必须对当时的上海港为国际贸易发展提供的前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1840年4月1日，英国议会下院以9票之差最终批准了对华战争议案。

 

1843年：上海开埠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一年前，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为通商口岸。开埠前，江南的贸易中心在苏州，大清政府控制的官银炉官钱局（苏宝局）都设在苏州。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来源于苏宝局铸造的银锭、银两和制钱。上海的地位在清廷眼里还不如福州，当然更不能与广州相比。那时的广州才是满清的的外交、外贸中心。清廷规定，一切“夷务”由常驻广州的五口通商大臣总理，五口对各国税银的征收按广州划一办理。

       但是很快，五口通商以后，上海的关税收入迅速上升并超过了广州。据统计，1844年，广州大关的关税收入为225万，上海仅17万，还不及广州的十分之一。但从开埠后情况变了，第二年起，广州的关税收入就开始下降，总共才218万，上海则开始上升，为48万。至1856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广州大关的关税收入为108万，而上海则为182万，终于超过广州，成为五口之“首”。

19世纪中叶，中国对外贸易的三大产品是茶叶、蚕丝和鸦片。长江流域有着近二亿人口，在其富饶的三角洲，养育着4千万人口。长江下游是我国主要的丝茶产地，鸦片则可以通过长江方便的销往内地，而上海位于长江出海口，在对外贸易的总体格局下，其地理位置不仅优越于稍处内地的苏州、杭州、南京。

      这一年，上海口岸进口船舶489艘，出口船舶472艘。上海，终于取代广州，成了中国外贸活动的中心。上海学者余秋雨用散文式的笔调这样写道：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翰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上海开埠后一个半月内，就已经有11家洋行涌入上海滩。英国传教士、医生、领事馆人员等也纷至沓来。与此同时，从国内各地赶来的冒险家、暴发户、买办、金融家、商人甚至帮会流氓等各色人等也汇集其间。一时间，黄浦江中汽笛声不断，跑马路旁灯火彻夜长明；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话与欧美语言混杂一处。

      上海以一种全新的创业环境，吸引许多国内外的商人，让世界各地不安分做着发财梦的人看到了机会，更吸引中国各地的有野心有梦想的人。一时有了大量的冒险家，也带来了大量的创新和冒险的机会。

       1847年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登陆；1897年，在洋务派人士的倡议下，在上海外滩建立了中国通商银行；1905年，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大清户部银行也在外滩设立。户部银行也就是民国以后成立的著名的中国银行的前身。

上海金融中心发展开始提速。

 

1928年：中央银行在上海设立

 

      1927年4月初，新上任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决定把中央银行设于上海。他知道上海滩的价值，那是做金融生意的宝地。

      从1928年到1933年，中央银行的资产总额增加近10倍，存款增加近17倍，货币发行增加近7倍。至1933年上半年，除了上海总行外，中央银行国内设立分行和支行，并在纽约、柏林、日内瓦、伦敦、巴黎设立了代理处。中央银行的设立加强了上海金融中心的辐射力。

      与此同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也将总行自北平迁至上海。在金融家的眼里：北洋政权的彻底垮台，北京——天津金融中心在争得财政性金融业务方面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南京国民政府成为无可争辩的中央政权，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已成定局，中交两行中枢机构不相应南迁，就可能在与其他商业银行争夺与新的中央政权直接相关的那部分金融业务的竞争中失利。

      1928年，中国银行对京沪两地开展金融业务的环境作了如下比较：“北平入春以来，因南北军事未经解决，交通又复阻滞，以致银根枯窘，各业均受影响，倒闭时有所闻，迨至首都南迁，市面更形萧条。”

       交通银行最初谈到迁沪原因时称：“上海为我国最大商埠，实南北金融之中心。”中交两行是当时实力最强、业务辐射最广、影响最大的银行，它们的中枢机构从北平迁至上海，使南北金融中心的地位及影响消长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上海作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的地位业已确立。

       中交两行中枢机构迁沪，带动了北方其他几家银行的南迁。1930年，中孚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自天津移至上海。1931年，新华商业银行和中国农工银行由北平迁沪。1933年，东莱银行从天津搬来上海。国民政府还于1929年11月在上海设立了政府掌握控股权的中国国货银行，由工商部长孔祥熙任董事长。1937年4月，另一家政府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由汉口迁至上海。

       国民政府还在上海设立了非银行性大金融机构，如中央造币厂、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国建设银公司、中央信托局、中央储蓄会。这也进一步加强了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

       地方的私人银行也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在上海滩上形成了中国金融业的著名“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以及“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的格局

       此时上海的金融市场，当时包括信贷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内汇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白银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商品期货市场等门类齐全。由此为全国的经济活动与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也显示出与国际上金融市场的发展几乎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上海市档案史料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正卿表示，“说上海成为中国、远东甚至亚洲的金融中心也不为过。”

可惜，历史的发展并不遂人意。 

      1937年8月9日，上海市区沦陷，上海的金融业由此风吹雨打。史料显示，在抗战3个月的时间里，著名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存款总余额由战前20194万元减为12921万元，减少了40%。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彻底结束了旧上海短暂的金融辉煌。据1946年的战后统计，仅浙江兴业银行的总资本就在短短八年中损失了5／6。

       战争导致上海金融中心衰落。

 

1990年，浦东开发

 

      时光进入到80年代。那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从深圳来的炽热的南风猛烈地吹动着黄浦江水。深圳热流不断地撞击着上海人的心。上海的经济要继续大发展，上海城市的功能要全面发挥，上海要重新成为中国同世界交往的枢纽和中心。

      一个共识正在上海人中逐步形成：上海要重塑中心城市的地位，一定要有大措施，要有大动作，要寻找新的生长点。

      1988年5月1日在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指出近30多年来上海“削弱了经济中心的功能和对外对内枢纽的功能”时，大声疾呼：“这种状况当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上海是世界闻名的都市，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但是在经济表面繁荣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难以克服的矛盾。解放三十多年来，我们重视了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来不及相应的进行城市改造共和建设，以致削弱了经济贸易中心的功能和对外对内枢纽的功能。这种状况当然不允许再延续下去。”

      于是，1990年，浦东开发正式启动。1991年的春天，邓小平视察上海，对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功能运作的核心，他明确指出，这就是金融。老人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金融很重要，是现代化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他指出：“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于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新飞跃。

 

2009，“两中心”成为国家战略

 

      进入2009年。金融危机孺妇皆知。

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

      也就两天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撰文呼吁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范围，创建一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单位。也就是说，中国人要重建一种美元以外的“世界货币”。此时美国人开动美元印钞机救市。

      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意味：美元独霸世界的格局要结束，人民币的地位要提升。实现这一点需要一个平台，上海是最好的选择。

天津、深圳、重庆等城市提出要成立金融中心，但业界认为最多是区域金融中心；北京虽然集合了金融决策机构和大型金融机构总部，但北京只能充当金融决策中心，而无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因为国际金融中心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物资结算和货物交流，这两个条件北京都没有。

      对于上海的优势，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有三点：首先，中国的资本市场在上海；第二，银行间债券市场在上海，还有黄金期货交易所、外汇交易所；第三，上海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相当高，中外资金融机构大多集中在上海，其中资本市场更是重中之重。

另外，上海也有与世界其他金融市场联动的优势，此前都有与香港、伦敦、纽约、东京的资本市场联动的先例，之前曾有东京证券交易所准备在上交所上市的新闻，这些都证明了上海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所拥有的雄厚条件。

      国际航运中心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中心发展也多源于航运中心。著名的国际航运中心纽约、伦敦、东京等同时也都是著名国际金融中心。因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将带来大量有形的物流，促进物流业的大发展，同时，在物流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贸易和与此相关的服务业的发展，并最终带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而且，国务院在提出将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同时，强调还要将其建设为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金融”与“航运”并提，传递出政府对现代金融与物流两大产业深刻互动的重视。

历史选择了上海，上海责无旁贷。

       上海“两个中心”的确认，对于正处在经济发展转型关键时期的上海和长江三角洲来说，其意义自不待言。有专家评论：从近期观之，“两个中心”的打造，是为了倚重上海的比较优势，在当前全球金融风暴背景下，以点带面，“换挡加速”，推动长三角乃至全国经济尽快走出阴霾，迎来新一轮发展；从远期观之，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还承担着更重大的历史使命——为谋求人民币国际地位提供一个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