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没有挡住上海转方式、调结构的步伐。2009年，上海连连挥出大手笔：金融和航运“两个中心”建设推进、虹桥商务区挂牌、迪士尼项目宣告获批、大飞机项目获得意向订单……

　　迎来“世博年”，上海转型更要注入新动力、拓出新空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上海应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走在全国前列。

　　在调整中发展，在创新中转型。代表、委员们形成共识：上海要率先突破，当好“转方式”排头兵。

　　上海共识：抓住机遇率先转型

　　“上一轮的结构调整，颇有点‘壮士断腕’的味道。”作为上世纪90年代调结构的参与者，朱匡宇代表回忆说，当时，只有24000人的小汽车工业年税利一下子突破40亿元，把第一大支柱产业纺织赶下了第一的位置。“那一轮调整多少还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味，新一轮调整更要增强自觉性和紧迫感。”

　　一些代表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和破解资源环境制约的客观需要，再依靠资源投入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上海目前正处在‘资源导向型’向‘创新导向型’发展模式的转变过程中。”袁欣代表认为，初级生产资源的短缺和商务成本的高企，迫使上海必须加速从缺乏竞争力的低附加值经济领域抽身出来，逐步向以高附加值的“创新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提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比重。

　　去年，上海在金融危机中实现了“软着陆”，那峰回路转的历程仍让不少代表、委员心有余悸，“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进一步凸显了上海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性。”九三学社上海市委认为，要抓住当前经济周期性回调的绝好时机，促进结构调整，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陷入困境的机会，加快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步伐。

　　把金融危机转为调结构、促转型的重要契机。袁欣代表从跨国公司全球业务呈现新的转移趋势看到“契机”。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跨国公司将进一步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加速产业转移和重新布局，为上海有选择地承接国际上某些符合自身长期发展方向的现代服务业务打开了通道。上海要率先转变发展方式，就要改变和摆脱既有思维方式的束缚和路径依赖。“‘优惠政策’不能替代‘科学决策’”。张幼文代表说，过去采取的优惠政策，通过政策差别的方法来提升产业结构，已经不适用新一轮调整，要抓住转型契机，需要作大的思维调整，需要我们从宏观战略上去通盘考虑。

　　在李耀新代表看来，此轮调整应更注重“创新调整”。过去我们太注重行业结构调整，总是“垂直”去看问题，现在应该放到全国背景下来看这个问题，做到“率先突破”。“就像一棵树，我们要把树根、果子留下来。”他认为，把不利于跨业经营、产业发展，行业分得过于隔断的要调整，不利于深化和细化社会分工的要调整，不利于人才输入政策的要调整。

　　上海优势：培育经济增长新亮点

　　新一轮结构调整如何突出上海优势，培育发展新亮点？

　　去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明显提速。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启运港退税等创新试点推进，银行间市场清算所、综合保税区管委会等一批机构挂牌成立……一个个助力“两个中心”的政策和项目竞相“落地开花”，让代表和委员们感受深切。

　　“‘两个中心’建设中蕴含着无限机遇。”代表、委员们认为，围绕“两个中心”建设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举措。

　　“中央对上海提出‘两个中心’建设，就是希望上海能加快二、三产业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俞国生代表一语道破。他说，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能提供的金融、航运、生产性物流、创意产业等，使上海在自身发展和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发展提供有效服务，第二产业的发展主要是明确发展有潜力的高新技术产业。

　　浦东陆家嘴金融集聚区和虹口北外滩航运服务集聚区，是“两个中心”建设进程中的“上海品牌”。陈金鹏代表建议，应积极整合这两大集聚区资源优势，提升服务功能，推动区域联动发展。比如，成立北外滩航运服务集聚区推进管理委员会，进一步提升管理能级，支持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等高端服务业发展。季晓东代表建议，加快船舶融资租赁市场发展、设立航运产业基金，对落户上海的海运企业给予买船、造船的项目补贴，将金融产业基金与航运发展相结合，以此拓展企业融资渠道。

　　发展现代服务业，要避免“同质化”。刘樱代表说，建议区域与区域之间实行错位竞争发展，政府在总体规划过程中形成区域格局，根据各自优势和特色发展支柱产业，形成错位竞争、互动共赢的发展格局。赵烨代表建议政府部门加快出台制定引导政策，探索中心城区和郊区之间的“阶梯式”联动发展格局，把一些市中心留不住的现代企业引向郊区。

　　“必须密切关注现代服务业的新兴业态。”万建华代表说，就拿金融领域来说，金融外包服务、电子商务、第三方理财等新兴业态发展迅速，代表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建议政府加大研究力度，扶持支持这些正在成长壮大的新生力量。”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应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俞国生代表建议在浦东新区大力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探索适应大区域特点、体现扁平化特征的新型行政管理体制；推进金融、航运等领域重大改革举措先行先试、取得突破。

　　上海路径：改革创新求突破

　　在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交汇点上，上海如何在率先突破中开辟一条“上海路径”？

　　不少代表认为，目前上海确

　　定的九大高新技术产业，全国各地都在抢着做，不少领域人家已经领先一步；一些科技项目在上海开花，却到别地结果；一些现代服务产业只是撒了胡椒面，大部分只是做了初步研发，还未真正开发“自主创新”产品。

　　企业要在市场中站稳脚跟，要突破更多核心关键技术，其竞争力来自“自主创新”，这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科技支撑。而这一步如何突破？朱利民代表从体制环境方面“把脉”，他说，产业技术调整急需大量管理人才、中介人才和有核心技术的海归人才，但因住房、户籍等门槛限制，上海对这些人才的吸引力有所削弱，希望政府能推出一些优惠政策。丁佐宏代表指出，要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要抓紧制定相关政策，营造良好的氛围，吸引各类企业入驻。

　　“产品从实验室走到市场是一个非常惊险的‘跨越’，成败在此一举。”张幼文代表亮出鲜明观点：“技术先进性”不能代替“经济可行性”。他说，许多科研项目让人眼睛一亮，但会不会变成市场受欢迎的产品，这就需要一种判断能力，包括判断市场的潜在需求、产品的发展前景，“这种能力一般不是科技人员的优势，而是企业家所独有的优势，即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他建议，要注重培养企业家队伍，促进企业家和科学家的结合交流。

　　“选择做敢于闯的狮子，还是固于守的兔子？我们的思路不妨再放开点。”刘小龙代表说，目前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还比较滞后，把上海的高科技企业做大，可以对国企进行大规模重组，这个重组可探索引进国内的民营企业，或引进外资，还可鼓励上海的国企到外省市兼并那些占产业链高端的小企业。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需对过去的政绩考核标准加以改变。一些代表建议，政绩考核标准要从一味追求GDP的“显绩”考核，逐渐转到经济方式转变的“隐绩”考核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