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办“保障市民安居大家谈”，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副主任黄信敬透露，广州最快将于明年推出经济租赁房。黄信敬先生给经租房定了性，从广义上说也是廉租房，租金低于市价，但比廉租房要贵，而且根据不同人群的收入水平分了档次，“会根据不同的家庭收入水平，制定不同的租赁标准”。

    在一个监管成本极高、诚信度不高的地方，最有效率的福利体系就是介定清晰的产权，对拥有福利分配权和享受福利者给予严格的监管，同时给予收入有所变化者以通畅的流通渠道。

    就此而言，廉租房比经济适用房公平得多。经济适用房产权界定不清，寻租空间巨大，成为房地产市场腐败的渊薮之一。从郑州的经济适用房土地建别墅事件，到武汉的经济适用房连号事件，件件都在显示经济适用房寻租之可怕。比寻租更可怕的是，经济适用房的腐败往往得不到处置，让政府官员自己监管自己是如此困难，相当于让左手看管住右手。

    如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开发商建起了12幢连体别墅和两幢楼中楼，先有原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看看，居然自封党的代表恐吓媒体；后是处理意见轻描淡写，郑州市政府作出以下处罚决定：依法取消天荣公司“西湖秋韵”小区一期3万平方米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计划；责令企业停工、依法限期改正，并处违法建设工程总造价5％—10％的罚款：对企业擅自施工行为予以处罚等。对于开发商而言，这种处罚如同春天下的一场毛毛雨。而在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郑州市规划局、房管局、国土局和建委等政府部门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决定，迄今尚未公布。经济适用房产权不清、寻租空间巨大，理应废除。

    廉租房虽好，但门槛太高，排除了绝大多数在低收入群体。以“覆盖范围冠中国”的广州廉租房标准来说，广州城镇户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在7680元以下、人均居住面积低于10平方米的，可以享受廉租房保障；对于年人均收入在18287元以下的群体，可以选择经济适用房。如此一来，绝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被排除在外。

    经济租赁房则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不同群体的需求，经济租赁房根据申请者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分为多个档次，收入越高的市民，租金基数越高，每月缴纳的房租也越高。当租住者的收入高到可以进入租赁市场或者商品房市场，也将体现在租金当中，经济租赁房核算成本与收益，自然会选择拥有完全产权的商品房。如此一来，经济租赁房的使用效率大大增加，不会再出现开着宝马买保障房的滑稽之事。

    用制度与经济成本进行激励，比回归旧体制由政府或者单位分房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回归旧体制的结果是整个社会形成逆向激励，大学生毕业不想创业，所有人都钻头觅缝寄希望于挤入国有企事业单位，最好捞个一官半职，等着在城市中心地带买个或者分个低价房。这不过是把全民的福利转移到了国有企事业单位特定的人群头上，说到底，是少数人分肥。如被媒体日曝光的中石油向开发商贷款6亿购入北京太阳星城8幢楼总计1000多套房子，这不是中石油的能力，不过是把石油定价权与低息贷款等社会资源，转移成为本单位某些人的福利，这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也是福利体系的最大不公。

    有人反对经济租赁房，理由是政府将因此收不回成本。经济适用房只不过需要税费减免，可能通过出售部份产权获得收益投入保障房建设，而经济租赁房则属于全额投资项目，成本回收期长，势必导致巨额资金沉淀。这是杞人忧天，经济租赁房适用于经济适用房体系，如广州到今年年底将会有1.3万套经济适用房推出，明年更推出不少于这个数字的经济适用房。有关部门将从经济适用房中划出一定比例用于经济租赁房。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高低不等的租金收回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快保障房的周转提高保障效率。

    减少低收入人群，才能让社会更加健康。堵住民众创业之路，在各行业设立玻璃天花板大搞行业准入限制，需要保障的人群必然越来越多，到最后保不胜保，只好回到大家争抢蜗牛壳的福利分房时代。这难道是社会的幸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