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应该主动对接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这是张江率先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的历史机遇。张江要充分利用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机会，把目前的“效率驱动”做到极致，尤其是提高资本效率供给；同时，将运营“产业集群”的经验复制到金融领域，在“金融产业链”中主动谋求合理位置，使科技与金融实现真正的融合；此外，还要利用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造势效应”，吸引更多资源聚集张江。

从效率驱动到创新驱动

——访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能源交通研究所所长唐忆文

站在国家层面，科技创新不难。“两弹一星”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航天技术我们在国际上也属于领先。倾一国之资源调配能力搞科技，中国人不是不行。难的是将发展科技的主体，从国家层面转向民间，从政府层面转向市场，然后科技还能发展得好。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实现了这样的转换，科技搞活了。中关村地区的大学老师和科研院所研究员下海，创造了汉字照排系统、打印机等一拨“科技产业化”行情。实际上，中关村作为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批准成立的时候，国家对科技园区的建设还没有清晰的思路，但是国家对建设科技园区重要性和机遇期理解得很清楚，所以在中关村有了初步成果之后，陆续批建了大量的科技园区。

“科技园区”本身就是一项创新。在国家“给”政策的“试错期”里，后续批建的科技园区逐渐进入群雄逐鹿的竞争期。竞争什么？争项目。为了争项目，多数科技园区走了生产要素驱动路线，拼土地价格、税收优惠等等，实际上就是将生产要素打折促销。“促销”带来了科技园区的发展，发展带来了商务成本的上升，商务成本的上升填充了生产要素打折为企业带来的成本节约空间，企业开始外逃。至此，多数科技园区开始面临一个共性问题：“经不起发展”。于是，中国科技园区集体进入了多方探索发展道路的激发期。

“聚焦张江”十年以来的经验，可以为这个探索激发期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考。聚焦伊始，上海便成立了由市长亲任组长的张江领导小组，打破了原有条块分割、层层管理的桎梏，形成扁平化管理体制。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张江积极配合入境特殊生物材料检验检疫改革试点，按照“缩短审批、简化程度、减免材料、分批核销、一次审批、多次使用”原则，审批时间从20天缩短为7天；与海关合作开展CRO企业便捷通关试点，实施“提前报关、货到放行”、“归类审价备案制”、“担保放行”、“24小时预约通关”等通过新模式，有效支撑了企业研发创新的效率提升。这是体制改革实现的行政效率保障。其次，从风险投资到小额贷款、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支持、科技创新基金扶持的投融资体系覆盖了从种子基金到战略投资的全过程，是以投融资体系建设实现了资本效率的供给。最后，规划先行、公共服务平台及“1+N”孵化器系统建设，实现了产业效率的供给。这三大效率供给成为张江的发展驱动。效率驱动与生产要素驱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经得起发展的。张江的商务成本也在上升，上升不要紧，纽约、伦敦等国际性大都市的商务成本都是高企不下的，但这些城市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倒退，原因就在于，高商务成本经济体具备与其成本相匹配的发展模式。张江的发展模式是值得在上海推广，在全国借鉴的。当年浦东开发，邓小平同志说过：“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不论是搞科技园区，还是抓城市综合发展，生产要素驱动是不可能防止倒退的。

效率驱动使张江取得三大成绩。一是集聚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企业和机构，成了全球创新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二是张江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技术成果；三是形成了对国家产业战略的支撑和对国内其他区域的辐射。

其中，对国家产业战略的支撑尤为重要。目前，我国的GDP在世界靠前，但这个靠前的GDP是什么构成的？日本、美国的GDP是由电子、造船、航天、汽车制造等现代产业构成的，而我们是房地产、玩具和烟酒，8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清朝的GDP曾经世界第一，但是清朝的GDP和日本的GDP在甲午海战一碰撞，就显示出了自己的不足。清朝的GDP是瓷器、茶叶、丝绸构成的，欧洲以及经过了明治维新的日本，其GDP是由铁甲舰、机器、大炮构成的。甲午海战之后，中国赔给日本的白银相当于日本GDP的7倍，财富一下子转移过去了。

这样的GDP只能用来富民，不能用来强国。而张江要做的是：用民间的市场的力量，发展强国的科技事业。

上升“创新驱动”张江责无旁贷

看看美国的科技创新是如何推动能源革命，而能源革命又是如何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

通用汽车在Chevrolet Volt系列车型中研制了电动车拓展型号，新车将在2011年上市，到时候一加仑汽油在城市道路上可以跑230英里，其性能与内燃机车不相上下。

除此之外，生物能源产业正在不断获得风险投资。一位科罗拉多大学教授与美国最富裕的一个印第安人社区Southern Utes共同建立了一个生物能源工厂，工厂利用一种水藻生产石油。厂房修建在一个天然气加工厂的旁边，天然气工厂排出的二氧化碳是水藻的原材料，产生的热量是水藻生长的能源。这个生物能源公司投资两千万美元，Southern　Utes的投资占其中的大约三分之一，并提供土地和大约100万美元的设备。公司计划说服其他工厂和发电厂允许他们把水藻培养池建在他们的废气排放管道旁边，利润将来自生产的石油和技术特许权。而在德州的另外一家风险公司也在进行同样的投资，试验大规模的提炼水藻和饲养水藻。

而将电脑笔记本事业部卖给中国公司的IBM也已经宣布，将利用DNA生产计算机芯片，以解决芯片行业的尺寸极限问题，新的芯片将在10年左右进行商业化生产。

中国在近几年才开始搞石油储备，并且在世界各地收购，控制石油资源。但华尔街早在3年前就已经在开发“绿色能源”的金融产品了，在金融风暴最厉害的2008年7、8月期间，华尔街绿色能源基金筹集仍然正常，个别公司在生物燃料上已经开始赚钱。相关的债券、期货、融资产品早就在华尔街投资公司内部渐渐成为主流。

10年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呢？中国等国家拥有了很多石油储备，但油价比现在的长期油价还便宜，中国的土地上充斥着燃烧汽油的车辆，美国经历过的空气、噪音等环境污染在中国重演。而美国石油跨国集团虽然国内需求下降，却可以对其他国家的石油需求待价而沽，华尔街准备了很多年的交易产品将成为一个资本聚集和狩猎的场所，等待着那些需要石油的国家。

所以，张江任重道远。实现科技创新的全球领先，张江责无旁贷。这就要求张江从目前的“效率驱动”上升到“创新驱动”。

张江应主动对接金融中心

然而在目前的金融环境下，国内没有任何一家科技园区具备“创新驱动”的条件。硅谷的企业从创立开始，就有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基金，然后上市，上市后有银行贷款，一直有相当于“长期贷款”的资金支持。有“长贷”，企业才敢投入研发，因为从研发投入到产品上市，周期比较长，缺乏“长贷”支持的创业型企业往往走不完这个过程。在中国，以科技型企业为代表的创业期中小企业并不普遍具备“长贷”型融资条件，创新的主体未成规模，创新集聚效应也不存在，因而，“创新”就无法成为哪一个科技园区发展的主导性驱动力量。张江要走到创新驱动的道路上，必须实现金融创新。

而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给张江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契机。“金融中心建设”和当年的“科技园区”建设有相似之处，即，国家对于金融中心究竟怎么搞，并没有清晰的思路，但是对于机遇理解得很清楚，所以在批准建设“上海金融中心”之后，又在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批建了其他金融园区，看谁能真正承担金融中心的职能。

北京是金融决策中心，上海实质是金融运营中心。运营中心搞什么？要有抓手。上海上世纪30年代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历史表明，金融中心一定要跟产业中心结合起来。当年，旧的票号生意无法适应新兴的民族工业发展，于是外来的银行业与民族工业结合起来，造就了旧上海“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如今，现有的金融环境业务无法满足以科技型企业为代表的创业企业的发展，新的金融环境必然产生。

金融中心不是人为规划创造出来的。伦敦金融中心和纽约金融的诞生表明，金融中心是市场和文化、历史推动形成的。没有产业融资形成的金融市场需求，金融中心尤其是金融运营中心是无法形成的。因此可以说，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与张江科技园区建设，在当前的机遇下，有了碰撞、融合和共生的需求。

张江应该主动对接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这是张江率先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的历史机遇。张江要充分利用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机会，把目前的“效率驱动”做到极致，尤其是提高资本效率供给；同时，将运营“产业集群”的经验复制到金融领域，在“金融产业链”中主动谋求合理位置，使科技与金融实现真正的融合；此外，还要利用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造势效应”，吸引更多资源聚集张江。

伦敦金融城是一座5平方公里的城中城，但是仍然汇聚了大量的金融人才、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资本。张江具备“聚焦十年”打下的坚实产业基础，浦东综改先行先试的政策条件、优越的交通物流条件、25—119.3平方公里的地理空间，毗邻陆家嘴金融中心的区位优势，背靠上海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和金融中心的历史沉淀，完全可以实现科学城与金融城的融合，从而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科技园区，承载强国的战略任务，并对亚洲乃至全世界产生辐射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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